林培源评裘帕·拉希莉小说:远离故土的“奥德赛之旅”

林培源评裘帕·拉希莉小说:远离故土的“奥德赛之旅”
异乡人、命名与重塑自我《同名人》是裘帕·拉希莉的首部长篇,在这部著作中,裘帕·拉希莉叙说了一个印度家庭两代人长达三十年的移民日子,经过姓名这个头绪,勾勒出日常日子中两代人的孤单与爱,寻觅与失去。小说具有宽广的社会空间:波士顿、曼哈顿、加尔各答、克利夫兰,第三人称的运用、不同视角的切换,对“互文”的熟练运用以及埋伏在故事里的野心,都充沛显现,这是一位出手便很老练的作家。小说集《阐明疾病的人》(Interpreter of Maladies,2000年普利策文学奖)所触及的文明悬置、“异化和同化之间的对立抵触”、“美国梦”等主题开枝散叶,在《同名人》中长成一株健壮的植物。《同名人》,[美]裘帕·拉希莉著,吴冰青、卢肖慧译,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5月版风趣的是,《同名人》也讲了一个“承继”的故事,但不同于基兰·德赛《承继丢掉的人》(The Inheritance of Loss,2006年布克奖),后者处理的是印度独立今后怎么“承继”殖民地前史文明的问题,重视的是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文明张力。《同名人》明显与此有别,它叙说的中心是“果戈理”这个姓名的承继问题,这也是小说标题(The Namesake,指“同名同姓”)的由来。这一“互文”构成了小说叙事的推进力。  果戈理对艾修克有着非同小可的含义:他酷爱19世纪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,一次火车脱轨事端简直让他丧身,岌岌可危之际,他举起了手中的《外套》。正是这个姿态让他被搜救人员发现了,然后九死一生。阅历了事端,死里逃生的艾修克决议脱离印度,前往美国肄业,此其一;其二,依照孟加拉人的风俗,每个人都有“奶名”和“台甫”。奶名具有私密性,是“朋友、家人和其他接近的人在家里和暗里无人时叫的姓名”,“台甫”则呈现在“信封、文凭、电话号码簿和全部公共的当地”。可是,当阿西玛(艾修克的妻子)外婆寄出的信(里边带有她为新生儿取的奶名)丢掉后,故事就此走向不行拯救的“过错”:为了暂时填出世证明,艾修克灵机一动,将“果戈理”赐予刚出世的儿子。这一命名行为,既带着艾修克对祖父的怀恋(是他赠予艾修克果戈理小说集,并将他带进了俄国文学的国际),又饱含着艾修克对儿子的心爱,“命名”意味着新的开端,是一项典礼。可是,遵循孟加拉风俗的艾修克却在一差二错(函件寄丢)的偶尔情况下,打破了这一边界。从此,过错和错位降临到了儿子身上。  由小说改编的电影《同名人》(2006)剧照。姓名的错位意味着身份认同的错位。年幼的果戈理对他异乎寻常的姓名感到困惑,小说中果戈理阅历了三次“命名”行为。第一次是出世时,第2次是入学时。爸爸妈妈煞费苦心为他取了尼基尔(Nikhil,意为“彻底而包容万有之人”)。可是果戈理并不喜爱这个姓名,终究,他叫回了果戈理(这次,果戈理成了“台甫”);第三次改名则发作在大学入学前。跟着年纪增加,果戈理越来越被美国文明同化,他觉得自己的姓名“不三不四”,益发困惑和厌烦。当艾修克引证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那句“咱们都是从果戈理的《外套》里走出来的”,果戈理依然无法认同:“他厌烦他的姓名又乖僻又难解,跟自己一点联系也没有,既不是印度的也不是美国的,却偏偏是俄国的。”终究,他向法院提起请求,从法令含义上正式改名为尼基尔。这也意味着果戈理单独探寻其文明身份的开端,也是他远离印度文明的重要一步。  不过,爸爸妈妈加诸果戈理身上的等待和诉求,令他一向在两种文明之间摇摆不定。对日子在美国的印度人,“果戈理觉得这些人特没劲,老是谈及什么‘边缘性’,似乎那是一种病状似的”。得知果戈理阅历一场火车延误后,艾修克第一次裸露心迹,向儿子阐明他保存多年的隐秘。这是果戈理和父亲的第一次宽和,第2次,则是在父亲突发心脏病逝世后,果戈理单独到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拾掇父亲遗物,直到那时,他才真实理解爸爸妈妈当年远离故乡在异乡生计的痛苦。  由小说改编的电影《同名人》(2006)剧照。由此可见,如裘帕·拉希莉所言,“异化”和“同化”的张力构成了这部小说的“双螺旋”。当果戈理舍生忘死爱上麦可欣时,他爱上的是麦可欣一家所代表的美国中产阶级日子方法和情调。小说叙说果戈理搬进麦可欣家,不论从故事逻辑仍是标志含义上,这样的行为都意味着一种“异化”,或许说“变节”,但实际上,全部不过是错觉,果戈理终究无法融入麦可欣的家庭,他不过隶属在一套美国式价值观和日子情绪之上,是个“隶属者”。  就此,“同名人-互文-身份认同”构成了清楚的叙事逻辑链,《同名人》的重心也一向锚定着“姓名”的中心工作,全部情节(果戈理爱情、婚姻、离婚、与父亲宽和等)都围绕着“果戈理”打开,其背面折射出的是“自在”与“禁闭”这一永久的出题。  果戈理出世、成长在波士顿,他的文明基因是美国的,但根深柢固的印度文明又禁闭了他,使他在企图挣脱的一同堕入深深的怅惘。脱离麦可欣遇见毛舒米后,果戈理关于自身的困惑或多或少得到了回答。毛舒米也是印度人,出世在英国,自幼移民到美国,但她却比果戈理更有抵挡认识,类似的阅历和布景使他们终究走到一同,不过毛舒米深知:“咱们都归于那个孟加拉大家庭,他们在这个错觉中把咱们拉扯大。”毛舒米的观念,是射向果戈理的一支利箭,让他理解,所谓的族裔、民族、文明身份等,既是实体的,一同又是一种言语的建构(“错觉”),一个人内涵的自我(“我来自哪里,我是谁?”)岂是这些外在的概念所能包括的吗?从这个含义上,毛舒米是果戈理的“对位”,是他的一面镜像,她比果戈理更勇于抵挡自己不喜爱的事:肄业时,她违反了爸爸妈妈要她修读化学专业的夙愿,转而投身法国文学。她沉湎在第三国言语、第三种文明里,那里成了她的“避难所”。  与其说《同名人》书写了文明差异中“异乡人”的困惑和挑选,不如说它叙述的是个人怎么调整自己与外部国际联系的故事。面临命运的偶尔和不确定性(比方父亲由于火车脱轨,决议远离故乡;爸爸妈妈丢掉了外祖母取的姓名,偶尔将儿子命名为果戈理等),果戈理一向苦苦挣扎,他尽力去纠正生命的偶尔和过错,从头刻画自我,但这一姓名一向如高悬头顶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(the Sword of Damocles)。至此,“同名人”具有了形而上的标志意味,它既指向不行抵挡的命运,也指向全部困厄的个别。 “低地”与“革新的第二天”《同名人》的叙事起于1968年(有心的读者必然会联想到“全球1968”),其时的我国、古巴、越南、甚至欧洲(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),都掀起了一阵革新旋风,对立阶级分化和贫富差距,寻求相等……这全部使这个特别的年份成为全球政治气候改动的风向标。无独有偶,到了《低地》,本来仅仅布景的时间走向了故事远景:“纳萨尔巴里运动”、“联合战线政府”、革新、暴力、相等、民主……《同名人》中没有触及的宽广的前史,被裘帕·拉希莉的目光逡巡着、注视着。  《低地》,[美]裘帕·拉希莉著,吴冰青译,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8月版身处前史漩涡中的兄弟俩苏巴什和乌达安自幼日子在贫穷、龌龊的“低地”,面临革新的发作,兄弟二人采取了悬殊的情绪:弟弟乌达安神往革新,对托利沙龙(英国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物)咬牙切齿。他对革新的神往,对抵挡剥削制度、推翻统治阶级、树立一个相等公平社会的抱负,只要置于1960年的革新浪潮和印巴分治今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方可得到解说;与此相对,苏巴什更像《同名人》中的艾修克,他保存、务实,对乌达安所从事的全部革新行为,都充满了困惑,终究他负笈美国,远离了“低地”。  在骚乱和暴力不断晋级的阶段,受纳萨尔巴里运动(Naxalite movement,指印度共产党人在1967年发起的农人武装斗争,1971年因印度政府打压而宣告失利)感化,乌达安的“反文明”(counter-culture)倾向也愈演愈烈。对他而言,能否获得学位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改动国家的不相等和落后,不论选用什么样的手法——“用革新的暴力抵挡压榨。这是一种解放的力气,是人道的。”他与高丽相爱,在极端主义思维的侵染下,竟使用高丽为他监督差人,并终究将一名差人隐秘杀戮。  这也导致乌达安被差人拘捕,成为这场被“误导的革新”的牺牲品。乌达安的父亲、母亲还有新婚的妻子高丽,亲眼目睹子弹打穿乌达安的身体。得知弟弟被杀戮的音讯,已在美国肄业的哥哥苏巴什不得不回来加尔各答,终究以婚姻的方法,维护了高丽,将怀有身孕的她带到美国。裘帕·拉希莉在很短的篇幅内,就勾勒出一幅宽广的社会图景。兄弟俩各走各路的人生挑选、高丽的独立性,都为后文的叙事埋下了伏笔。  比较《同名人》很多繁复、详尽的“互文”,《低地》显得更为抑制,后者不论叙事言语仍是场景、细节的描绘,都比《同名人》有了长足的出息。这次,没有巨细靡遗的心思呈现,也没有对人物身处的环境作细描。全部的全部,都以相对镇定、客观的语调细细道来。  当高丽跟着苏巴什抵达美国开端新日子时,这部小说才真实拉开序幕。也就是说,重要的并不是革新,而是革新发作后掀起的滔天巨浪,即所谓丹尼尔·贝尔在《资本主义文明对立》中所言的“革新的第二天”(或译为“革新后一天”)的问题:革新观念依然给一些人施了催眠术。  但真实的问题呈现于‘革新后一天’。那时,尘俗国际将再次闯入认识范畴,面临难以驾御的由物质刺激引起的愿望和将权利传给子孙的愿望,品德仅仅笼统观念。因而,人们发现,一个革新社会自身日趋官僚化,或不断堕入耐久革新的骚乱中。革新发作今后,个别怎么应对它所带来的冲击和伤口?这才是《低地》聚集的问题地点。  在《低地》中,无论是高丽、苏巴什,仍是高丽的女儿贝拉,他们的联系从一开端就处在扭结、错位的状况:乌达安尽管死了,但他的鬼魂无处不在;苏巴什巴望和高丽重组家庭,但他知道,自己不过是乌达安的“替代品”;而高丽在老公身后,囿于精力和心灵的伤口,一向无法安然承受新的婚姻。她心里的一部分,永久留在了乌达安死去的1971年(也即纳萨尔巴里运动被打压的那年)。乌达安身后,高丽认识到自己是他的“共谋”,而乌达安却用自己的方法维护了她,使她免于灾祸。时过境迁,即使换了新环境,高丽依旧无法放心。她对哲学的酷爱,对独立日子的巴望,终究使她扔掉了家庭,在完结博士学业后,单独前往加州日子,从此杳无音讯——给女儿贝拉留下了无法拯救的精力损伤。  贝拉在母亲缺席的情况下长大成人,她的人生寻求和家庭、婚姻联系无关,大学毕业后,她四处游走,曲折不同的草场和社区工作,过着一种游牧民族般的日子。她一辈子都日子在一个严酷的“谎话”傍边,为了维护贝拉,苏巴什和高丽掩盖了乌达安是其生父的本相。他们制作的谎话是革新、前史、家庭、兄弟情意和百般无奈的爱的产品,当贝拉意外怀孕并决议将婴儿生下来时,苏巴什认识到,假如不戳破这个谎话,那么损伤将遗传至下一代,可是对日子在谎话中的贝拉而言,“这个谎话回绝包容本相”,这也是她一向无法宽恕母亲的原因地点。时间迷宫与小说的“奥德赛”可以说,命运的轮回和重演,是延伸在裘帕·拉希莉小说中的一条隐含头绪,也是《同名人》和《低地》一以贯之的主题。这一主题,特别体现在高丽身上,她对探求时间的痴迷以及她对重塑自我的寻求,赋予这部小说更诱人的光晕。  由小说改编的电影《同名人》(2006)剧照。高丽对叔本华和尼采的循环时间反常入神,“在英语里,曩昔的是单边的;而在孟加拉语里,昨日对应的单词,kal也用于明日。在孟加拉语中,你需求一个形容词,或许依托动词的失态,来区别现已发作和行将发作的工作”,“在印度哲学中,三个时态——曩昔,现在,未来——听说一同存在于天主那里。天主是永久的,但时间被人格化为逝世之神。”对高丽而言,她的全部挑选,都是一种重置时间,忘记曩昔的尽力,“有了孩子,时间就会重置。咱们也就忘了之前的工作。”  惋惜的是,时间垂直向前,发作过的永久无法更改。这也使得《低地》在讨论命运、家庭联系的一同有了更深入的哲学考虑。  时间为这部小说织就了一张“巨网”:《低地》八个华章的叙事,依托的是不同人物视角的转化,叙事人使用小说人物各自的限制性视角推进情节,而不像全知全能的天主视角。因而,不同的时间、故事片段、人物与人物的联系,构成了巨型的时间迷宫,只要读到终究,咱们才干得知故事的本相。这是《低地》更为老练之处,没有《同名人》那么清楚的叙事指向,它所营建的“迷宫”和悬念,招引读者一路追逐,并终究抵至故事的中心。  对裘帕·拉希莉而言,“低地”在小说中不仅仅是革新暴力的发作地,也是乌达安被拘捕的当地。当旱季降临的时分,雨水就会从高处流向低处,这是对低地作为表层的地舆空间的含义,而延伸开来,低地仍是一个叙事的设备,读《低地》的进程傍边,会发现一个风趣的现象,全部的叙事终究都像水流相同流向低地,不论人物命运终究走向怎么,终究都会回到这儿,比方高丽,在故事的结束,她终究回到了加尔各答,回到了低地,企图寻回曩昔。《低地》中简直全部人都从这儿动身,而小说的叙事不论怎么分叉,终究都会回到“低地”中。因而,在这部小说中,“低地”至少有三重功用:一个叙事的设备,一个地缘政治空间,一种前史革新的标志。裘帕·拉希莉远离印度,却时间心系着故乡。经过对时间的寻找和重构,凭借《同名人》和《低地》这两部小说,裘帕·拉希莉完结了一次巨大的奥德赛之旅。撰文丨林培源修改丨宫照华、杨司奇校正丨翟永军